kaiyun 官网-足协还是眼馋民间的草根球赛了

1.

果不其然，足协还是没忍住眼馋，盯上越来越热闹的民间足球比赛了。

8月25日，足协发布关于印发《中国足球协会社会足球赛事活动赛风赛纪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，强化社会足球跨区域赛事报备及违规处罚机制。

足协把在中国境内依法举办的各级各类群众性足球赛事活动，统称为社会足球赛事活动，也就是说，贵州村超，苏超，赣超，汉超，湘超……这些民间的非职业球赛，都叫社会足球赛事，都要受足协管理。

按理说，一个行业协会所能行使的权利和管辖的范围，只限于协会的会员，足协怎么还能伸手监管上面这些非会员的民间足球赛呢？

为此，我特意查了一下资料。

中国足协虽然在法律上是“民间组织”和“非营利性组织”，但在实际运作中，它具有非常浓厚的“官方”或“政府背景”色彩，被赋予了大量行政管理职能，它更像一个“延伸的政府机构”而非纯粹的民间协会。

中国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（简称“足管中心”）在历史上长期是“一套人马，两块牌子”。

足协的核心领导（如主席、秘书长等）通常由国家体育总局任命或推荐，很多领导本身就来自体育总局系统，这与完全由会员选举产生的西方民间协会不同。

足协的运作资金部分来自市场开发（如赞助、版权收入），但也严重依赖政府的财政拨款和支持。

中国足协管理全国足球运动的权力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《体育法》等法律法规授予的，它代表政府行使行业管理职能，它既是行业的自律组织，又是事实上的“管理者”。

然而，中国足协在法律上对非会员的民间足球比赛没有直接的、强制性的监管权，但通过多种间接方式和现实中的影响力，其监管范围可以有效地覆盖到这些比赛。

这是中国足球管理体制的核心矛盾。

那么足协为什么突然把手伸向民间足球赛呢？

无利不起早，下面我们聊一聊足协盯上民间足球赛的真正目的是什么。

2.

这几年，民间足球比赛蔚然成风，最先带头的是贵州榕江村超。

榕江村超全称贵州榕江（三宝侗寨）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，它的爆火并非偶然，而是天时、地利、人和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。

首先，足球在榕江有深厚的人群基础。

榕江县的足球运动可以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，拥有超过80年的历史。

足球在榕江不是“贵族运动”，而是真正的“全民运动”，几乎每个村都有自己的业余足球队，球员也大多来自各行各业：

种地的、打工的、做生意的、开出租的、老师、学生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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榕江当地流传一句话：

“榕江人会说话就会唱歌，会走路就会跳舞，会喝水就会喝酒，会跑步就会踢球。”

这种“业余身份”和“专业热情”的反差，是“村超”能够办起来并如此火爆的根本原因。

其次，榕江政府对村超的巧妙引导与支持，是村超火出圈的关键推力。

榕江最初的乡村足球联赛完全是大众自发组织的。

由于榕江政府本身就在积极探索“新媒体赋能乡村振兴”的路子，甚至被称为“贵州新媒体帮扶第一县”，所以当政府敏锐地发现了这一活动的巨大潜力时，他们没有强行接管球赛，而是转变角色，从“主办者”变成“服务者”和“保障者”。

政府提供场地、安保、组织、宣传等后勤保障，让民间足球热情得以尽情释放。

政府还动员了大量本地新媒体从业者、直播团队、短视频博主对“村超”进行全方位、多角度的传播，成功地将线下球赛转化为线上流量。

榕江“村超”远不止是一场足球赛，它更是一个民族文化嘉年华。

球员参赛不为高额奖金，冠军的奖励是本地小黄牛、猪、羊等土特产，他们只为村集体荣誉和对足球最纯粹的热爱。

村超观众席上没有“地域黑”和骂声，只有无尽的助威加油和欢笑。

村超中场休息时，没有商业广告，取而代之的是榕江各民族啦啦队的风情表演：

侗族大歌、苗族的舞蹈、瑶族的特色服饰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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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原生态、高质量的文化展示，让观众大饱眼福，这是任何职业联赛都无法复制的独特体验。

村超充满烟火气的比赛画面、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民族表演、各种“接地气”的搞笑瞬间（如“卷粉射手王”、“倒挂金钩”等），通过抖音、快手、视频号等平台迅速传播，形成了现象级的“破圈”效应。

当人们对精致但商业化过重的职业足球比赛感到疲惫时，“村超”这种土生土长、充满原生力量的足球形式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视觉和情感冲击，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魅力。

村超不是被刻意“设计”出来的产品，而是民间活力与政府智慧良性互动的结果，是乡村振兴新模式的精彩实践。

3.

再来说说苏超。

比起榕江村超，苏超的火爆又是另一个版本的叙事。

苏超同样也是政府组织的非职业球赛，但比榕江村超的级别高出一大头。

跟村超绝对的草根反差属性相比，苏超在专业性和商业化方面更胜一筹。

苏超的火爆不单离不开民间足球联赛火热的大环境，还离不开它十三个城市的梗文化推动。

一句“比赛第一，友谊第十四”，让苏超成为了江苏十三太保互相较劲的另一个战场。

苏超十三太保无弱旅，不单吸睛，而且吸金。

苏超光是前六轮比赛，其带来的旅行、出行、餐饮、住宿、体育这五个方面的营收就达到了380亿。

苏超的广告位最早是15000/个，而现在都涨到了300万/个，涨幅达到了200倍，某赞助欧冠的国际知名啤酒商，连中超都看不上，却下场来赞助苏超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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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超产生的巨大经济效益，远远超过了比赛本身的胜负意义。

于是乎，诸如赣超，汉超，川超，粤超等一批抄作业的接踵而至，彻底掀起了全国各地民间足球赛的热潮。

民间足球赛受益最大的是当地的旅游业，所以各地的文旅局对办足球赛是方兴未艾，都在卖力吆喝。

足球比赛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，这个功劳不管在政府还是在民间眼里，肯定是算在文旅局头上的，所有的赞誉也全算到文旅局头上，没足协啥事。

这么大的功劳全记在文旅局头上，足协就不答应了：这可是我们足球行业带动起来的啊，怎么能把我撇开呢？

但是要从文旅局手里夺走一部分功劳也理亏，毕竟过去这些草根足球赛，不是足协组织主办的，足协自己的亲儿子中超和国家队，又是多年扶不起的阿斗，掀不起这么大的浪。

一边是热火朝天的民间足球比赛，一边是坐冷板凳的中超联赛，足协是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

堂堂一国的头号职业足球联赛，被民间的草根球赛抢尽了风头，叫足协的老脸往哪里搁啊。

既然没有存在感，足协就自己刷存在感。

你们都不带我一起玩是吧，好，我就把手伸长一点来管理你们这些民间球赛，做你们上面的头头，再分点肉吃。

于是就有了足协发布的《中国足球协会社会足球赛事活动赛风赛纪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。

4.

下面我从法律、现实和逻辑三个层面来详细解释：

①.法律层面：基于“会员契约”的有限管辖权。

中国足协首先是一个社会团体法人，它的权力首要来源是其《章程》以及会员（包括地方足协、俱乐部、联赛等）的认可与授权，这种关系是基于一种“契约精神”。

因此，中国足协的规章制度（如《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》）对其会员、注册的俱乐部、注册的教练员、注册的运动员等具有明确的、强制性的约束力。

如果是中国足协体系内的比赛（如中超、中甲、中乙、足协杯等），就必须遵守它的所有规定。

对于完全独立于中国足协体系之外的“纯民间比赛”（例如，某个企业内部组织的业余联赛、几个小区邻居自己约的锦标赛、且所有参与方均未在中国足协注册），中国足协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去强制监管或处罚他们，这类活动更像是一种社会自发性群众活动。

②. 现实层面：通过“间接途径”实现广泛影响。

尽管法律上管辖权有限，但中国足协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极大地影响甚至监管民间比赛。

绝大多数有一定水平的裁判、教练员甚至球员，都在中国足协注册。

如果一个民间比赛想聘请有资质的国家级裁判，那么这些裁判本身就受中国足协《纪律准则》的约束。

如果比赛中出现严重违规（如暴力行为），即使比赛本身不是足协举办的，足协依然可以依据规章对注册裁判、注册球员或注册教练员进行行业内处罚（如禁赛），这实际上就将其监管延伸到了民间赛场。

很多地方体育局或足协为了安全和管理需要，会要求举办具有一定规模（如跨区域、多队伍、有奖金的）的民间足球赛事进行备案。

在备案过程中，主办方往往被要求遵守相关的管理办法，而这些办法通常会援引或借鉴中国足协的规则，这使得足协的规则成为了事实上的行业标准。

作为中国足球领域唯一的全国性协会，它制定的《足球竞赛规则》解释、裁判法、场地标准等，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所有足球活动的参考标准，即使是民间比赛也大多会遵循。

对于重要的、社会影响较大的民间赛事，如果出现重大问题（如大规模骚乱、严重安全事故），体育行政部门可能会介入，并通常会联合足协这个“专业机构”一起处理，从而使足协的权威得到体现。

③. 逻辑层面：监管的“必要性”与“边界”。

从积极的角度看，这种延伸监管有助于维护整个足球生态的秩序。

例如，一个在业余比赛中屡屡施暴的球员，如果不受任何约束，可能会流窜于各个赛场继续施暴，足协的跨赛事处罚能力起到了关键的震慑和惩戒作用。

另一方面，这种缺乏清晰法律边界的广泛影响力，有时可能导致权力滥用或“管得过宽”的争议。

例如，一个完全自娱自乐、与足协体系毫无瓜葛的比赛，是否应该因为一个内部冲突而受到足协的处罚？这中间存在灰色地带。

部分地方赛事组织者（如江苏苏超）反映新规增加行政流程（如备案、注册、保险等），导致办赛成本上升。

任何一个行业，都会伴随大规模无约束无干预的野蛮生长后，逐渐被越来越专业化规范要求，足球比赛也不例外。

被足协伸手监管了的民间足球赛，以后还有看头吗？

时间会给出一切答案的。